参加了几天的精神分析大会，留下的巨大问题是精神分析是一个漫长的治疗过程，如此漫长难道真的有用吗?

　　这种触发来自好像所有精神分析的案例一般都在四五十次以上，特别是我国精神精神分析的一位权威在会上说出一句“只要患者愿意，我愿意陪她(他)一辈子!”这真的有些好笑了，谁愿意让自己的病痛粘在身上一辈子，后边还有一位权威人士不断地向他唠叨着他的精神世界的问题，不断地对他解剖着分析着，难怪精神分析的治疗需要讲究解除阻抗和非常推崇移情。

　　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框架，每个成年人的心理问题都与幼年时期的创伤有关，由本我、自我、超我结构组成，围绕着这个框架，就有了防御机制、有了退行、有了很多的表现：当出现一丝焦虑(弗洛伊德称之为“焦虑信号”)时，病人就会使用各种防御机制(抑制、否认、投射、内投、认同、反向形成，等等)，利用他们去避免各种不愉快的情感。每个人在其性格类型部分都有自己最常用的防御机制，也许是基于生物因素，也许是基于早期经验和认同。推而广之，还有了许多精神分析大师们的聪明才智的表现。

　　我看了一些精神分析大师的文章，佩服有加。可是现在有些疑惑了，既然做了数百小时的自我分析，又有了许多的对其他人分析的经验，为什么纯粹的精神分析就没有一个很成功的案例呢?还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地陪患者一辈子呢?此次有幸遇到一位比较年轻的很牛的从德国留学回来的“精神分析家”，我问他，你做过小组(团体)吗?他直言不讳，没有，那个标准更高，我不敢做。问题是这个标准是谁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去实践，怎么可能有真知?何况东西方的文化差别又是如此之大。所以我们可以了解精神分析，也可以在实践中检验精神分析，但是我们千万不要把精神分析作为教条，更不能奉为至宝顶礼膜拜。时代在前进，我们要跟着时代前进。

　　在这次精神分析大会上看到这样一幕：我国的精神分析家们对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对我国的精神分析家们参加该协会迟迟不批准耿耿于怀，好像说我国只有一个人够了标准，还有8个正在待批，就像等待皇帝选妃子进宫一样，在期盼中带来失望。漫长的精神分析啊!(2009.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