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多年前，坊间与媒体同心协力地宣传一种蓝色的菱形小药片，媒体众口一词地说这是个伟大的发明，让男人们拾回失去的尊严，而坊间津津乐道的是小药片的神奇功能及价格。当时国内没有卖的，许多人就托人从美国带，回来跟宝贝似的炫耀，这个小药片就是大名鼎鼎的“伟哥”。

　　伟哥是个俗称，朗朗上口，神形兼备，可惜名字被人抢注，进中国时被迫改为“万艾可”，不知这名字是谁译的，“艾”如果用“爱”字，就信雅达了。这个“艾”容易让人联想起艾滋病，有点儿吓人。据说当时还有人将药名译成“威尔钢”，听着跟变形金刚似的，估计药监局被吓着了，也没能获准通过。

　　伟哥的发明据说最初的目标是奔着心脏病去的，谁知副作用比主作用还好，遂发明者改变了初衷，让伟哥替天下男人排忧解难，重振雄风。伟哥让美国著名的辉瑞制药公司大发一笔，股票创了新高，街头巷议都是科技不仅改变生活，还改变了观念。

　　一开始，所有人都认为伟哥给男人提高了福利与尊严，后来渐渐发现福利都是女人的，只有尊严是男人的。男人都要面子，全世界哪儿都一样，男人吃下小药片是为了在女人面前证明自己行，而女人不管药片如何，反正没吃到自己肚子里，你行就行，不行怎么都不行。

　　辉瑞公司的伟哥这一伟大功能昨日保护专利到期，换句话说，国产各类伟哥马上合法粉墨登场，这一划时代的科学给人类造成了多大的福也未可知，只是当年一位朋友好奇用过后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他说：这药能让每一个人都成为冠军!

　　我下乡在农村那会儿国家正穷，各家各户条件稍好一些的都会养一头或两头猪，好在岁末改善一下生活。猪一天到晚不管心情好坏都哼哼叽叽的，只有在被宰那天才扑天抢地地嚎叫一回，其动静远在二里路开外也能听得一清二楚。

　　一般各家养的猪都是肉猪，只有生产队猪场里才养母猪和种公猪。母猪以生育为职责，天天甩着个奶子，一辈子没得好身条，所养小猪一旦被抱走，母猪的肚子立刻就鼓了起来，隔不多久，又有一窝猪仔肉嘟嘟地围着松塌塌的肚皮吃奶，看着很是喜庆。

　　最享福的就是种公猪，吃得最好，平日不干活就晒太阳，一旦干活就是美差。那时的女知青开化较迟，许多人根本搞不清楚如何分辨公母。有一次，一只种公猪被猪倌赶去配种，路途中被一个女知青看见它那扭动的腰身后腿之间隆起硕大一块，于是大惊小怪地嚷嚷：你们看，那猪屁股上面长了瘤子!男知青哄堂耻笑，她一脸茫然地说，她家房东养的猪屁股后面真的很平很平。

　　种公猪在男知青看来是天下最美的差事，天天好吃好喝好待遇，干活就是与众母猪谈对象，谈不出结果还不算完。天下这等好事恐怕不多，人不可能有但猪却有，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除了食色，没有他求。谁知种公猪也有年老色衰之时，当它没有能力与母猪谈恋爱时，也会在某一天被屠夫一刀毙命，其肉虽老，也会分给大家食用。那年月，有肉吃就已经很不错了，种公猪的肉虽不及肉猪鲜美，但也比老母猪的肉强，这些都是在乡下时农民告诉我的，今天想起别有一番感受。

　　二胎一词过去在农村特指动物。我记得农民老说动物生头胎不易成活，二胎就好了。从未听说用“二胎”形容人。后来有了计划生育政策，估计当时没找到合适简便的词，一着急就借用“二胎”了。

　　“二胎”在近几十年为中国制造了许多麻烦。首先是政府部门，一层又一层的各司其责，到了基层一般都被压得走了样。我记得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许多计划生育先进地区，生二胎的都是弥天大罪，全家东躲西藏的，政府也苦不堪言。二是个人，想生或已生二胎的，活的没人样，黄宏宋丹丹的小品《超生游击队》算是个缩影。三是二胎以后的各胎，户口，入学乃至其它有形或无形的社会待遇，都被低看一眼，所以给孩子们留下了多少心理阴影也未可知。

　　于是中国传统亲族文化中在这一代人中逐渐消失。独生子女们整体自私，没了兄弟姐妹这些概念，也形不成未来表亲堂亲，那些舅、姨、叔、姑、外加婶等等概念统统丢失。中国传统的亲族细腻划分到这一代独生子女中戛然而止，社会于是呈现出倒金字塔形家庭结构，根基令人十分恐惧。

　　单独二胎比双独二胎又松了一步。依我看计划生育的政策已完成了历史使命，索性彻底放开，让社会经济文化自我调节生育。实际上今天单独是否生二胎还是小父母们由经济条件文化意识自我决定;不够条件也超生了二胎全国各地比比皆是，政府拿他们除了罚款也没什么好办法。实际上，这些年为超生罚了多少款谁都是一笔糊涂账，形象也不佳。既然深化改革，索性一杆子到底，取消与计生委相关的所有机构，替纳税人省一笔大钱。其实今天单独二胎也已基本见了底，那何必又羞羞答答?

　　马未都